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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》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(十)

    3.从《周易》一书内容所透出的历史信息,看其产生的时代

    传统上认为《周易》里反映“文王与纣之事”的内容,是在《周易》里的《泰》篇,有“帝乙归妹”,《明夷》里有“箕子之明夷”,《升》里有“王用亨于岐山”,《归妹》里有“帝乙归妹,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”的句子。

    从这些文章出现的人物故事,就是发生在殷周之际的事情。大概后人读到这些句子,就联想到《周易》是这一时期产生的。故《系辞》里就认为“《易》之兴,其当殷之末世,周之盛德邪?当文王与纣之事邪”。为了抬高今本《周易》为“经”的地位,汉朝时期把《周易》说成是文王创作的,东汉又出现说周公作了“爻辞”。这可能是看到《晋》篇中有“康侯用锡马蕃庶”,认为“康侯”是周公的弟弟,就又把《周易》产生的下线推定到周公时期。帛书《易传》记载了孔子认为文王作《周易》卦爻辞,到司马迁作《史记》就说成是“西伯拘而演周易”,而到东汉的班固作《汉书》就说成是“人更三圣,时历三古”的一部“易”了。对《周易》产生之说,也有点像顾颉刚所讲的古史观那样:“历史是神话层累地造成的”,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”。越后越详本身没有错,可能后来的研究成果更大。但古人(即帝王专制时代)的古史观,却有越后越添加的想象与政治意图的成分多,并不是在史料的基础上,研究出了新成果。早期的史书有点像演义小说的味道,如《左传》与《史记》。

    我们且来分析出现在《周易》一书里有关殷周之际的历史故事。《泰》里有引用“帝乙归妹”这一故事,“帝乙”是商朝晚期的王,即商纣王的父亲。在现代的“历代纪元表”商世系就有“帝乙”的名字。“帝乙归妹”是商朝帝乙嫁女的故事,是把纣王的妹妹嫁给西伯(文王)的事件。这是现代史家所考证而被多数人认可的历史事件,这也是历史上以联姻方式取得统治地位上稳固的惯常手法。《周易》作者把这一历史事件引用到《泰》文里,是阐明政治上的一个道理,是谓引证。而不像《易学基础教程》里的说法:“‘帝乙归妹’,是说殷帝乙把女儿嫁给周文王……当时,周人大概对此事进行了占筮,并筮得此爻,结果是吉,而且后来应验了。于是,后来《周易》的编者就把这条筮辞编进去了”。(《易学基础教程》朱伯崑主编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)

    把《周易》一书内容说成是占筮应验结果筮辞的汇编,这种说法真乃是天方夜谭。“帝乙归妹”一词出现在《周易》一书里,是属于引证。我们看原初《周易》(与今本《周易》里所谓的卦爻辞一样)第11篇《泰》里的全文:

    “泰,小往大来,吉亨。

    拔茅茹,以其汇,征吉。包荒,用冯河,不遐遗。朋亡,得尚于中行。无平不陂,无往不复。艰贞,无咎。勿恤,其孚,于食有福。翩翩,不富以其邻,不戒以孚。帝乙归妹,以祉元吉。城复于隍,勿用师,自邑告命,贞吝。”

    这“帝乙归妹”是《泰》篇里的一句话,而这一词后面还跟着“以祉元吉”这四个字,单就这句话译成现代文是“殷帝乙把女儿嫁给西伯,以此得福,是十分吉祥的事情”。这是帝乙以和亲政策稳着了周人反商的速度,这当然被看作是福祉之事。但从全文来看,这一句就是属于引用,是引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,作为历史经验来阐明一种道理。这里的引用所阐明的道理,是非常明确的。我们把《泰》篇全文译下:

    “第十一.通泰,是由小到大的发展,这是遵循了事物发展的规律,才是吉祥亨通的事情。

    拔茅草,应把相连在一起的根结一同拔掉,即除恶务尽,才是正确的。葫芦挖空,用来做渡河的工具,不至于沉没。不去结党营私,这样做是崇尚于中庸之道。没有只有平地,而不见陡坡的;也没有只出去,而不复返的。在艰难困苦中,坚守正道,无需忧虑,灾难自然克服。这正是有了爱,才会享有幸福。自由交往,即使未能与邻伍富裕,但相邻之间没有戒心,这正是有了爱作为根本。商帝乙把女儿嫁给周文王,以此得福,这正是相邻和谐上所做出很好的事情。但从此放松了警惕,城墙倒在护城壕里;也不再加强军备,这命令来自都城,其结果就出现了危险。”

    这《泰》篇不难理解是讲述政治上的道理,是为“君子”(即诸侯们)讲述治国安邦上的政治经验。全篇文章多用生活中常见事物来比喻事理。而这“帝乙归妹”则是引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,以增强本文的说理性。这是引用历史上帝乙用和亲的政治手段,使两临(周族与商王)之间建立和谐相处的关系。帝乙的和亲政策确实延缓了周人灭商的步伐,西伯却没有灭商建国。这是《周易》作者引用这一历史事件,为君子讲述在政治上,诸侯间的联姻,也是“由小到大”发展的一种策略。但《周易》作者在最后讲到的是,若一味依靠和亲政策,而不修军事,放松警惕,一样会招致危险的。这也是影射帝乙嫁妹最终并没有使商王永保太平,最后还是被周人灭掉的历史教训。《周易》里引用“帝乙归妹”,是引用历史上形成的成熟的经验,以此增强文章的说理性。单就依据《周易》里引用的历史故事,如“帝乙归妹”,“箕子之明夷”,“高宗伐鬼方”,就推断《周易》产生在这些时期,显然是没有十足的说服力。也就会把《周易》一书里的引用故事,当成《周易》一书时期发生的事情给混淆在一起了。在《周易》一书所引用的历史故事,上至殷商的武丁(武丁与帝乙还有八代时间),武丁庙号高宗,是盘庚后第三代王。这一历史人物被引用在《周易》里的《既济》篇中,“高宗伐鬼方,三年克之,小人勿用”。这种引用若算是证据,以证明《周易》里反映了武丁时期的活动事情,就得出《周易》产生的上限来,这显然是错误的。现在认为这是做文章的一种修辞方法,叫引用。在春秋战国时期里的典章中,可以看到大量的运用引用。这《周易》里出现的“高宗伐鬼方”,“帝乙归妹”,“箕子之明夷”,是一种写文章的引用,不表明引用了这些历史人物,就认为是《周易》一书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证据。但不否定对历史文献产生时间不明的考证,不排除从其文献书籍中看所引用的历史事件,来推断不明文献所产生的时代,这只是一种考证方法而已。现代易学上一般认为《周易》一书里反映的历史故事的上限是殷商的武丁时期,而下限是周初。作为《周易》下限的根据,是以《晋》篇中出现的“康侯用锡马蕃庶”的故事。这是被史学家顾颉刚研究认为“康侯”即卫康叔,封于卫,乃武王之弟,称康叔。顾颉刚先生著有《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》一文,收在《古史辨》第三册,顾颉刚先生是从《周易》所谓的卦爻辞中的故事来考证《周易》的著作年代。并认为《周易》中没有引用周成王以后的故事,据此,认为《周易》当成于西周初叶。而朱伯崑主编的《易学基础教程》一书里也这样认为,此书里说:“过去儒家学者把《易经》的作者归于伏羲氏和文王,周公等古代圣王,目的在于把《易经》这书神圣化,抬高它的地位。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,我们知道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。但是,这种看法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因素:第一它认为《易经》这部书的形成是一个过程,卦爻辞可能不是一人所作,这符合历史实际。第二,它认为卦爻辞作于殷周之际或周初,距事实也不远,因为经现代大多数学者的研究,发现卦爻辞中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及事件,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的,这表明卦爻辞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”。(《易学基础教程》朱伯崑主编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)

    这《易学基础教程》的写作教授们也是这样的认为,认为《周易》一书里所引用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没有超出西周初期,所以就认为《周易》一书产生的时间是西周初期或之前。这单从《周易》一书中所引用的历史故事,为据证明《周易》产生于西周初期,而不去综合分析《周易》一书的思想内容所反映的时代气息与文化背景,则有失偏颇。因《周易》里所引用的历史人物,只能是对《周易》产生时代的一个方面上的印证。

    我们前面已从《诗》里的一些诗篇与《周易》的文法及内容性质的对比,推断《周易》一书产生的时间不可能是西周初期或前期,而应是西周后期产生的,但这也是一个方面的推断。那么,除了《周易》一书里引用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之外,是否还有能印证《周易》一书产生的时间晚于周初的信息吗?确实在《周易》一书里,我们发现了反映西周晚期的时代信息。???周易归来的周易哲学解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