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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卷:《周易》哲学解读 第三篇(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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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《周易》里的“有孚”,称法上虽区别于西周初期的“德”,又区别于后儒(孔孟)道德政治哲学里的“仁”。但《周易》里的“有孚”思想,却是先儒建构的“民本”理念,是后儒在此基础上继承与发展了“民本”思想。

    “有孚”就是“仁政”,“仁政”的内涵就是“仁者爱人”。“有孚”就是让“君子”爱“小人”。而仁政同理也是让君主去爱百姓。《论语·颜渊》里讲:“樊迟问仁。子曰:爱人。”《孟子·离类下》里说:“君子以仁存心,以礼存心,仁者爱人,有礼者敬之,爱人者,人恒爱之,敬人者,人恒敬之”。

    孔子讲的“仁”,即爱人,是指君王对百姓的爱。故“仁”是《周易》“孚”的词语转换而已。

    儒家仁爱,是让统治者爱百姓,是等差的爱,而不是平等之爱,体现的是统治之术。是孟子所说的“保民而王”(《孟子·梁惠王》)。荀子的“君者舟也,庶人者,水也,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”(《荀子·王制》)。在于先秦思想家看来,真正构成目的性之本是宗法血缘等级制度。正如墨子认为“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,父子兄弟之礼,是以天下乱焉”(《墨子·尚同》),其目的是维护君主制度。先秦诸子百家者,皆是为君主献计献策者。孟子说“诸侯有行仁之政者,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”(《孟子·离娄》)。若诸侯王行孟子提出的仁政话,七年之内就能得天下。那么诸侯王实行仁政的目的是取得天下。“仁政”是一种得‘天下’术。而如秦王并非实行的是“仁政”,却得了天下。那么,孟子的政治主张只多是“无罪而杀士,则大夫可以去,无罪而戮民,则士可以徒”,即辅助执政者的人只多是离开与搬走而已。若实行的是高压与恐怖政策,如何离开?向那里搬?这“仁政”又显得是多么苍白无力。

    统治者无不体察认识到“民”是国家统治之根本。养民,爱民的“仁政”思想,是让统治者主动贴近百姓,是一种治国根本。养民,爱民的“仁政”思想,是让统治者主动贴近百姓,是一种治国之术而已。请下载小说app爱读app阅读最新内容

    “仁”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,是对执政者的道德诉求和责任良知的理论预设。

    儒家过分夸大了道德力量在社会历史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。这似乎形成了儒家政治观上的“道德决定论”。道德性完全是依赖于自觉的心性修为,并没有外在的强制性。而且很容易在非道德动机的驱动下,败下阵来。正像梁惠王那样,他只爱女人和钱财,孟子有怎奈何他呢?显然是儒家的“道德之国”的制度设计有缺陷。正因如此“道德性”在人治里成为虚设或虚伪的政治口号而已。只有在主体平等的法制之下,才能真正彰显出道德仁爱之心,否则道德治国之说只是欺骗和愚弄百姓的不二法宝。事实上传统里的政治哲学,只是一种道德治国的乌托邦。

    先秦思想家们建构的“君子”道德治国理念,被后封封建社会里帝王所窃用,并自我标榜以德治国。不过历代所标榜的“以德治国”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?且看胡守钧的《君子国的悲剧》一文中的说法,似乎回答了这一问题。

    “且听鲁迅先生考察中国历史后的感叹:‘我’翻开历史一查,这历史没有年代,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,仔细看了半夜,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,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"吃人"。

    鲁迅致函老友许寿棠,宣示了《狂人日记》的宗旨便是揭露中国吃人的历史和吃人的社会,"后以偶阅《通鉴》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,因成此篇。此种发现,关系亦甚大,而知者尚寥寥也。"

    为什么美妙的君子国理想,宣传的是人爱人,而实际带来的却是人吃人?

    如果君主政体能按照仁爱的原则运作,当然会呈现人人互爱,天下太平的景象,这正是孔子所希望的,为此,他要求君主“为政以德”。自觉守礼,爱黎民百姓,不可"言莫予违",搞一言堂。天下安危,国家治乱,民众祸福,唯系于君主的品德。若君主违礼不仁呢?大臣应诤:"所谓大臣者,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。"甚至犯言直谏;"勿欺也,则犯之。"促使君主守礼行仁。君主若拒不纳谏该怎么办,按照礼的规定臣民们不是要遵守君臣之义,思不出位吗?

    儒家政治哲学的这个第一难题,迫使汉代大儒董仲舒请出天来助威"受命之君,天意之所予也,故号为天子者,宣祝天如父,事天以孝道也"。天无知无识,呼天何用?

    凡是一股力量垄断国家权力的政治形态,不管名称为何,皆是独裁政体。孔子所提倡的君主制度,无疑属于独裁政制。"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,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。有权力的人总是竭力行使权力,直至甚至所达到极限为止"。(《论法的精神》孟德斯鸠)

    尽管《论语》描绘出一派人人互爱的理想景象(这正是孔子的魅力所在),然而一旦付诸实践,君子国理想的全部优越性便会荡然无存。君子国的精神——人人互爱,因为缺乏可操作性,根本无法实现,始终是海市蜃楼。君子国的结构——贵贱有序权力独断,则是历代独者的利刃,并成为吞噬人肉的机器,而且悬挂着人人互爱的旗帜。”

    这确实是后封建社会里的真实。虽然后封建社会社会里历朝无不把儒学遵奉为思想上的统治地位。可结果是为了江山,为了权力而“吃人”的残暴之国。并没有出现“仁爱”之国。那么要问这是因有了孔子而导致的结果吗?是孔子的罪吗?难道孔子不该有思想吗?孔子后的社会,不能归罪于孔子。而应是孔子后社会里的人应当承担。如同我们现在是非如何,还能归咎于孔子么?我们现代人的前途命运,只有我们现代人决定。

    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制度,不是孔子所决定的,也不是孔子所能设计的。孔子不应承担后人的罪过。

    正是中国第一次哲学突破,即《周易》哲学突破,突破了神学,建立起人文道德政治哲学,才有了后儒孔子之学,并排击了神学,而使中国没有滑向宗教之国。虽因先秦诸子之学使中国政体滑向帝王专制之国,也并不是先秦诸子之错,而是后封建社会里的精英们的错。后封建社会里再没有了哲学突破,即再没有了新的思想提供给人们。思路决定出路,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出路。自是沿着老路走,一走就是两千多年。后封建社会里的“精英”人们只有咀嚼“五经四书”。相比西欧同样走过上千年黑暗的中世纪,到近代终于有了哲学上的突破,有了新思想,才引来了新出路。历史的看待中国文化,不是孔子的罪。那么是谁之罪呢?是后来人的罪,即后封建社会里的人之罪。当然导致中国文化的连续而不被中断,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

    前人提供了思想学说是前人的伟大。先秦诸思想家提供了思想学说,是先秦思想家们的伟大。但后人应在前人的学说上进行批判与完善。但后封建社会里没有批判,更没有怀疑。把先秦儒家学说奉为经典,在政治干预下,成为思想界的垄断地位,那是后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目的。如同西欧封建社会时期,只有神学哲学。但最后从神学哲学中突破出新哲学学说。而我们历史上只有一次哲学突破,就是《周易》哲学,先秦诸子之学,只是《周易》哲学的承继与发展,而并没有突破。可我们的后封建社会里不但没有哲学上的突破,而且却是个倒退。

    这是说不能怨咎先秦诸子的思想,虽然《周易》架构的是“君子”仁治的道德之国。但毕竟突破西周的神学思想,为人类提供了新思想。虽然没有在君王制度外设计出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来,那是《周易》时代历史文化所决定的了。故《周易》哲学思想的伟大,也就不言而喻了。因为《周易》为当时提供了很多新思想。

    总之《周易》架构的“君子”这一政治理念对后儒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并由此架构起的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这种二元政治统治模式对中国官僚体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???周易归来的周易哲学解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