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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学评论》(十五)

    上卷:先秦"易学"评论

    ——《周易》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"易学"派别

    第二章

    先秦孔子的"易学"(《周易》学术)思想

    第二讲、帛书佚文记载孔子"易学"(《周易》学)上的鲜明立场(续)

    孔子在对子贡讲《周易》是如何的一部书,为了证明《周易》有“古之遗言”,就与文王挂起勾来。这是史料第一次认为《周易》一书的作者是谁的说法。通行本《系辞》里虽然也认为“《易》之兴也,其当殷之未世,周之盛德邪?当文王与纣之事邪?”今本《系辞》里的这种说法是《易传》佚文《衷》里的说法,因《帛书》“系辞”里还没有这些说法。显然,通行本《系辞》是把佚文《衷》里的说法移了过来。但没有说是文王作《周易》,而在涉及《周易》一书的作者是谁?是《要》文里明确指出:“文王仁,不得其志以成其虑,纣乃无道,文王作,讳而避咎,然后《易》始兴也。”这是最早的说法了。孔子说《周易》一书是“文王作”。唯此孔子这说法,先秦没见第二人说过。后来司马迁也说过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”。孔子认为《周易》一书是讲德义的,但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谁作《周易》的说法,虽然在孔子还是孩童时期时,韩宣子出使鲁国,见到《易象》,也发出了“周礼尽在鲁矣,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”的感叹。韩宣子也只是认为《周易》与周公之德有关,没有说谁做了《易》。到孔子老而好《易》,所见到《周易》里是讲德义,就无形的联想到了周文王,这在常理之中。《周易》一书是产生在西周后期,显然孔子认为的文王作《周易》是不能成立的。而孔子对《周易》一书的德义之说无疑是正确的,是与史巫卜筮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。

    帛书《要》文记述了孔子对弟子子贡的质疑一一给于解释,为何自己现在喜欢《周易》,喜观《周易》就是看到了《周易》里有“古之遗言”,有文王的仁义思想。但子贡还是疑惑《周易》一书,终于说出“夫子亦信其筮乎”。子贡终于忍耐不着说出心中的想法,老师这么的喜欢《周易》,难道是相信了筮卜吗?在子贡的眼里,喜欢《周易》就等同于“信其筮”。这正是在当时史巫曾用春秋繇称文本《周易》而卜筮。也正是在这些人们的眼里认为《周易》是一部占筮的书。子贡也只记着老师已往的教导,是反对占筮的,孔子的教导是:“德行亡者,神灵之趋,智谋远者,卜筮之繁。”这无疑说明孔子是反对卜筮和信神灵的那些做法(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说过《周易》是卜筮之书)。只是子贡眼里认为《周易》被用来卜筮,自然就是卜筮之书,而自己的老师曾教导过不能信神灵与卜筮,可老师现在喜欢《周易》达到痴迷的地步,就指责老师难道也“信其筮乎”。zWWx.org

    孔子对子贡的这最终的疑问,给出的回答是“子曰:‘吾百占而七十当,唯周梁山之占也,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《易》,我后其祝卜矣,我观其德义耳也……吾求其德而已,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。君子德行焉求福,故祭祀而寡也,仁义焉求吉,故巫卜筮其后乎?’”

    这段话里的“吾百占而七十当,唯用梁山之占也,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”,这句子内容虽不好理解。但并不表明孔子自已是个信占筮者,并且还是个占筮高手,那就误解了。那是讲述为何信从占筮者的道理。

    然而也正是帛书《要》文里出现“子曰:‘吾百占而七十当’”这句话却被当今学界里认为孔子不但信筮卜,而且还是筮卜高手的证据了。

    学界里一般把这句话理解为:“我一百次占,有七十次占对(或有的译:我占筮的准确率是百分之七十)。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(或有的译:就是用周梁山这种占法),也一定是取少数服从多数而已。”

    这就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,本来是反对占筮,也常常教育其弟子们“德行王者,神灵之趋,智谋远者,卜筮之繁”的光辉形象给推翻了。孔子岂不是变成了一个没有智谋的好卜之徒了吗?把孔子说成不但不反对占筮,而且自己还常常筮卜。就出现在帛书《要》文里的那一句话,就要推翻《论语》中反映的“不承其德,或承之羞”。子曰:“不占而已矣”。“加我数年,五十而学《易》,则可无大过矣”的孔子对《周易》如此的理性认识。显然靠《易传》佚文《要》里的那句话,就能证实孔子常常卜筮,这符合真实的孔子吗?这与《论语》一书所体现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思想不是相背离的吗?也与《论语》里记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的思想相背离吗?

    至于《要》文里出现的“子曰:吾百占而七十当,唯周梁山之占,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。”这是孔子在学生子贡质疑其“夫子信其筮乎”,是来解释信筮者的道理,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为与做法。孔子在回答子贡“夫子信其筮乎”时,孔子用了两个内容的回答,出现了两个“子曰”,是两层意思(子曰:‘吾百占而七十当,唯周梁山之占也,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《易》,我后其祝卜矣,我观其德义耳也)。第一层“子曰“意思是孔子“引用”,用“吾”(自己假若一百次占……)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信筮与不信筮的道理;第二层意思“子曰”才是孔子是阐明自己的“易学”立场,才用“我”字,而不同于前一句里的“吾”字。

    如《论语》里引用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着”时也没点明出处,而紧跟的是“子曰:不占而已矣”,才是孔子要表达的思想。也是孔子阐明自己的“易学”立场。同理《要》里孔子在回答子贡“夫子信其筮乎”的那段内容,也是两个层次。先是引用来说理,尔后才是孔子要阐述自己的“易学”观点。前一句“子曰”不能认为是孔子自己的行为做法。那样认为就错了。至于那句话“用典”现没有人知道出自何处,自然对“周梁山之占”更是难以解读。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说法,也只是一种假说。在学界没有解读出这“周梁山之占”是何意时,就下结论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准确七十次”,这就成为孔子是常占筮的证据,这种认为是不能成立的,是错误的。

    纵观孔子回答子贡“夫子亦信其筮乎”的那段话。第一个“子曰”无疑是“引典”说明占卜为何出现“从其多者”的道理,不是说自己占卜的经验方法。那句话是当今学界里没有正确理解所至。一般把“吾百占而七十当”,解释为“我占卜一百次,有七十次相当”,是把“而”解释“有”,把“当”从古意认为的“中”。而关键这句话的“而”做何解释,应该通篇内容分析考虑孔子的思想目的。无疑这“而”字不能当“有”讲,这里的“而”应当作“连词”里的如果讲。这句话是孔子引典来说明信占卜者的道理。虽然这引典“周梁山之占”不详出处,也不解其意。但通句并不表明是孔子“自己占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当”行为。

    这一句话的译文应是“孔子说:‘自已若一百次占卜,如果七十次相当。唯周梁山的占卜,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。谨止于此罢!’”这分明是一种假设的说法,关键语是“谨止于此罢”。孔子回答子贡“夫子也信其筮乎”而做出的人们为何信筮的问题。现在的人们是断章取义,而不连系后面句子内容综合分析(“唯周梁山的占卜,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。谨止于此罢!”)。反而认为是孔子常占筮的高手,实是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句话而曲解了孔子。所以第二个“子曰”的内容就是继第一个问题,阐述自己对“易学”的立场,是非常明确表述自己的立场观点。

    “《易》我后其筮卜矣,我观其德义耳也。……吾求其德而已,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。君子德行焉求福,故祭祀而寡也;仁羲焉求吉,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?”

    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,那些把孔子说成是一个不但相信占筮,还是一个常占筮的人,简至是对孔子的亵渎。

    再说,若按学界里认为“子曰:‘吾百占而七十当……”,理解认为孔子成了善于占筮的人。岂不与《要》文里子贡说的:“夫子”它日教此弟子曰:‘德行亡者,神灵之趋,智谋远者,卜筮之繁’赐以此为然矣”的说法相矛盾吗?子贡这说法不是已证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们,是反对占筮的。又怎能把孔子说成是常占筮的人呢?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,那么子贡说的“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”又如何解释呢?孔子本是一位反对卜筮的伟大思想家,却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发现了帛书《要》文里的一句话,而不能给于正确的理解,反尔把孔子说成是善于占卦的人,这岂不是又制造了一个天下奇冤吗?

    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伦理道德秩序王国。孔子认为的是,都去行道德仁义了,自然有背于道德仁义的事情就消失了,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。

    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质疑时,强调要行“德”,“仁”的理念,无疑是不赞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为。这是表现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与《论语》的宗旨是一样的。这里反映的卜筮的看法,也与《论语》里“不占而已矣”的内涵相一致的。《要》文,体现孔子对《周易》一书的与卜筮的辩证认识,无疑又是理性的启蒙。这种思想与《论语》里反映孔子对《周易》的认识是相符合的。这是先秦儒者与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对占筮认识上的重大区别。

    孔子不但不信卜筮,还是一位反对占筮的先行者。孔子在《周易》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把《周易》从史巫卜筮中分辨清楚。因《周易》产生之后被史巫蒙羞,孔子并不被卜筮之用的繇式《周易》外在格式所迷惑,而孔子看懂了《周易》内容的义理。

    孔子在对《周易》一书的论述,无疑在《周易》学术史上,是一面光辉的旗帜。那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上,没能正确理解,而曲解孔子,应当彻底的纠正。否则一次次,轰动中外,又让众多学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发现,却变成了先秦进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证,那就适得其反了。若真是真实的证据材料还罢,可那是不慎重对待学问而产生的错误理解,势必造成学术上很坏的影响。

    如“竹书《周易》的发现,被研究竹书《周易》的权威学者所下的一个结论:“在《易学》研究中有所谓“九六”的争论。有的人认为“九六”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,先秦时《周易》没有“九六”。楚竹书《周易》的问世,真相大白,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。……楚竹书《周易》的问世,证明了“九六”这个名称,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。”(见“楚竹书《周易》研究”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2006年版)

    我们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。以“竹书《周易》”的发现,就认为“九·六”争论画上了句号,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并且竹书《周易》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。竹书《周易》又是海外古玩市场购回的,没有考古出处。且不说其伪。就算竹书《周易》是战国未期的传本。竹书《周易》只能证明战国末期《周易》已经有“九·六”之说了。而“九·六”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。那么,竹书《周易》自然不能证明《周易》原创时就有“九·六”的称法,故不能说先秦时期《周易》已经有这些“九·六”之称。我们认为“九·六”之争画上句号,正说明不是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了,“九·六”之称,而是秦汉之际添加进《周易》文本的,说是先秦就存在的,显然是错误的说法。

    又如《清华简》的发现(清华入藏战国竹简),已有研究者通过对《保训》篇的发布,而从其中的“侌(阴阳)之勿(物),咸川(顺)不(逆)”。这一句里理解认为,《周易》在周文王时期已经产生。把“川”理解为“坤”卦解释。这本是在传播中,连竹简上的文字都没有统一规范及公认的说法时,以及竹简的真伪还在争论中(因竹简是从海外古玩市场上购回的,并没有出处),可有人望字生意,就论证出《周易》如何如何的,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。

    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。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,孔子对《周易》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,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,开启了理性之门,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。

    帛书《要》文反映孔子对卜筮与《周易》讲德义的论辩,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。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。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,无论先秦,抑或是后封建社会,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。再没有人,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《周易》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。《要》文之后,纵然长达两千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《周易》一书正确的认识过。但遗憾的是就这《要》文却成了绝学,不传于后世。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,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,所以才庶蔽起来,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。汉统治者把先秦《易传》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,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。这才是帛书《易传》里《要》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。

    孔子是老而喜好上了《周易》,虽然已发现了《周易》一书里的德、义思想,可也曾感叹时间上来不及对《周易》彻底弄明白。弄明白什么呢?自然是一部有古圣贤者的话,又是讲德义思想的书,为何落到史巫者用于卜筮呢?当然孔子没有时间弄明白史巫用《周易》卜筮的历史成因,那时也没有考古学,也不知道《周易》所用那套符号何时产生,又如何被史巫衍生为卜筮工具。面对史巫用《周易》卜筮的局面,孔子只能认为“吾求其德而已,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”而已。

    由此也已然表明孔子的伟大与理性。在先秦唯孔子发现了《周易》一书的真理,旗帜鲜明的表述《周易》是讲“德、义”之书,并理性的向世人宣言:“吾与史巫不同,吾求其德而已”。无疑孔子的目的是想把《周易》从史巫手里纠正过来,并致力于恢复《周易》里的本来思想。

    孔子看到了《周易》一书里的真理,可无情的苍天没有“降斯于大任”于孔子,若孔子多活上几年,就能够把《周易》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,也会懂清楚史巫为何错把《周易》当卜筮而用的历史成因。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,而孔子刚刚发现《周易》里的“德、义”之声,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。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。孔子对《周易》真知灼见的认识,被埋葬在地下,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。帛书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的考古发现,无疑对《周易》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。

    也正如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他在《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》中说:“……这次大批简书的缤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,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,难以估量的影响。”

    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*举行的“传统文化与21世纪”学术会上饶宗颐先生的话:“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,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,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,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新文艺运动。”(《部分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)。

    饶先生的预见是可能的。有可能从考古发现的简帛书上的研究,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发现与对古典文化的再认识。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东西而被黑暗的后封建社会里所庶蔽。但愿出现饶先生的那种愿望的预见,而不是像学界里从帛书《易传·要》文里错误的研究认为,把孔子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人了。说孔子常常占筮,还是占筮高手,这恐怕不但不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,而是带来了一场封建巫术占卜算命迷信上的复兴,那可是很悲哀的结果了。

    不但现在人因考古上发现的资料,而不能正确释解,错把孔子说成占筮者,还是占筮高手,无疑是对伟大孔子的亵渎。而且在后封建时代为了神道设教,在非儒门的杂书里及伪书里同样把孔子说成是占筮者,显然与真实的孔子不相符。

    接下来我们顺便说一说帝制早期里哪些书籍把孔子说成是个卜筮者。

    ①《吕氏春秋·慎行论·壹行》:

    “人之所乘船者,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。世之所以贤君子者,为其能行义而不能行邪辟也。孔子卜,得贲。孔子曰:“不吉。”子贡曰:“夫贲亦好矣,何谓不吉乎?”孔子曰:“夫白而白,黑而黑,夫贲又何好乎?”故贤者所恶於物,无恶於无处。”

    《吕氏春秋》成书于秦始皇统治时期,即统一六国前夕。是秦国丞相吕不韦,集合门下门客编撰的一部杂家著作。并不是出自儒门人的记载,无疑是杂家神道设教而篡入的。

    这虽是以孔子占筮来说明道理,但无疑造成孔子是位占筮者的错误影响。

    ②《孔子家语》

    此书里有孔子筮得《贲卦》一说:“子常自筮其卦,得《贲》焉,愀然有不平之状。子张进曰:‘师闻卜者得《贲卦》,吉也,而夫子之色有不平,何也?孔子对曰:‘以其离耶!在《周易》,山下有火谓之《贲》,非正色之卦也。夫质也,黑白宜正焉,今得《贲》,非吾兆也。吾闻丹漆不文,白玉不雕,何也?质有余不受饰故也。”

    《孔子家语》应是汉时的伪书,而在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了汉墓竹简中有内容与《孔子家语》里有相近的一些内容,被定名为《儒家者言》。但《儒家者言》竹简释文里并无孔子占筮一说,说明孔门弟子并无记载孔子占筮说法。

    实际《儒家者言》行文与《孔子家语》已大不相同,不是一个时代的文风。不否认《儒家者言》是战国时期的。正如《系辞》到西汉才篡入大衍之数的筮术方法。《儒家者言》不是《孔子家语》的另种版本,两者并不是一回事。只能说《孔子家语》参考了《儒家者言》。或叫在《儒家者言》的参考上伪作了《孔子家语》。伪书《孔子家语》里记孔子占筮说,无疑是从《吕氏春秋》里篡入的,由考古上发现的《儒家者言》里并无记孔子占筮说,也由此证明《吕氏春秋》里所记是个妄说。

    ③《说苑·反质》:

    《说苑·反质》是西汉后期史学家刘向创作的一篇散文。

    “孔子卦得贲,喟然仰而叹息,意不平。子张进,举手而问曰:“师闻贲者吉卦,而叹之乎?”孔子曰:“贲,非正色也,是以叹之。吾思夫质素,白当正白,黑当正黑。文质又何也?吾亦闻之,丹漆不文,白玉不雕,宝珠不饰,何也?质有余者不受饰也。”

    这里已然是抄袭《吕氏春秋》里的说法。

    ④《易伟乾坤凿度》卷下

    “孔子附,仲尼,鲁人。生不知易本,偶筮其命得《旅》,请益于商瞿氏,曰:子有圣智而无位。孔子泣而曰:天也,命也,鳯鸟不来,河无图至,呜呼,天命之也。叹讫而后,息志停读,礼止史削。”

    《易纬》西汉末期产生。纬书,是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,更不值一提。

    还有其它书里所言孔子卜筮更不足以论。周易归来的周易哲学解读